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其生態環境也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1000噸

　　中國汞產量在過去十年來基本處于上升趨勢，平均年產量為700噸左右，年產量從2000年的200噸增加到2010年的1600噸左右，年均增長接近150噸。中國每年汞的使用量估計超過1000噸。

　　50％

　　近期的全球人為源汞排放清單的計算結果表明，亞洲是全球人為向大氣排汞最多的地區，每年約向大氣排放了超過1000噸汞，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50%以上。目前學術界初步估算認為，中國人為源的大氣汞排放量在500-700噸。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其生態環境也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在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環境問題中，汞污染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廣受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在歷經四年的艱苦談判之后，今年1月19日，有關汞問題的政府間會議在瑞士再次召開，包括中國在內的140多個國家的政府談判代表就限制使用汞的新公約《水俁汞公約》最終達成了一致。公約在汞的生產、流通、使用和排放等多方面進行了限制，將于今年10月在日本熊本縣舉行的會議上正式通過。

 

汞污染

為何引起全球性高度關注

　　與汞相比，其他重金屬元素如鎘、砷、鉛、砷等污染問題同樣不容忽視。但為何唯獨汞污染問題會引起國際社會如此強烈的關注？這一問題除了與汞具有極強的生物毒性有關以外，還與其獨特的“生物蓄積性”、“持久性”及“全球遷移性”等一系列環境化學行為及遷移特征有關。

　　汞暴露對健康的危害

　　汞是一種劇毒非必需元素，廣泛存在于各類環境介質和食物鏈(尤其是魚類)中，其蹤跡遍布全球各個角落。所有的汞化合物對人類和動物都具有極強的毒性，其中以有機汞化合物(尤其是甲基汞和二甲基汞)的毒性為最。汞暴露對人體產生的危害程度取決于汞的暴露形式、暴露程度和暴露時間。

　　人體暴露于甲基汞的最主要途徑是食用含有甲基汞的魚。大部分人食用魚類并不會引起健康問題，對甲基汞暴露最為敏感的人群主要是孕婦和嬰幼兒。研究表明，甲基汞容易穿過血腦屏障，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不可逆的損傷。雖然胎盤屏障可以阻止許多有毒元素，但甲基汞是一個例外，它可以通過胎盤屏障進入胎兒體內，在胎兒大腦和其他組織中蓄積到超過母體的濃度。此外，甲基汞還可以通過乳汁被傳輸到嬰兒體內。由于嬰幼兒的神經系統處在發育階段，因此極容易受到甲基汞的損害，導致學習和處理信息能力的下降。此外，成年人暴露于甲基汞可能會導致遺傳性毒性和免疫性毒性后果，并對生殖、腎、心血管和血液系統等產生不利影響。上世紀60年代舉世震驚的日本“水俁病”導致了大量畸形嬰兒的出生，就是因孕期婦女長期食用含有高含量甲基汞的魚所造成的，這也是即將正式頒布的《水俁汞公約》命名的深刻寓意所在，旨在提醒人們牢記 “水俁病”公害事件造成的慘痛經驗和歷史教訓。

　　雖然人體暴露于甲基汞的最主要途徑是食用含有甲基汞的魚或其他食物，但人們還可能暴露于工作場所或家庭危險濃度的汞蒸氣。元素汞一旦暴露于空氣就會蒸發并被人體吸入。很少量的元素汞（甚至一小滴）都可以使室內空氣汞濃度提高到有害水平。人們呼吸受污染的空氣時間越長，人體健康受到危害的可能性越大。高度暴露于汞蒸氣中會引起嚴重的肺部、腸胃和神經系統損害。不過通過這種途徑暴露于汞危害的人數一般非常少。

　　汞的長距離遷移、持久性及生物蓄積性

　　汞被公認為是通過大氣進行跨國境傳輸的全球性有毒污染物。由于特殊的物理化學性質，汞是唯一主要以氣態形式賦存于大氣中的金屬元素。零價態的汞具有較高的蒸氣壓 (0.18Pa)，很容易通過揮發、擴散進入大氣。由于汞具有較弱的水溶性和穩定的化學性質，很難進入水相（編注：指的是相似相溶原理，易溶于水的屬于水相）或轉化成其他易水溶的形態，因此，一旦進入大氣，零價態汞就能長時間 (0.5-2年)居留在大氣中，完成數萬公里的長距離遷移，然后通過各種化學反應轉為二價態的汞，并最終通過干濕沉降進入地表生態系統。汞的這一特殊性質導致其可以被傳輸到距排放源非常遙遠的區域，甚至能遷移到遠離任何排放源的北極地區發生沉降。

　　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無機形態的汞可以被微生物活動或非生物作用轉化為毒性更強的甲基汞。盡管在水環境中甲基汞含量很低，但在水生食物鏈中甲基汞容易被生物濃縮放大，其生物蓄積倍數可高達成千上萬倍，從而達到對水生生物及人體極具危害性的含量。以上應該就是汞為什么被公認為全球性污染物并受到各國政府高度關注的重要原因。

 

歷史和辯證地看待

中國和全球的汞排放

　　汞的開采、使用及排放是一個歷史的累積過程，目前全球環境中分布的汞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歷史因素。因此，在談及各個國家和地區對全球汞排放貢獻率的問題時，理應用歷史的眼光辯證地區別對待。遺憾的是，目前大部分國外（包括我們國內部分）媒體的報道總是簡單片面地冠以“中國汞的生產、使用和排放量全球第一”或“中國是世界上汞的生產、使用和排放大國”等等，卻很少強調西方發達國家才是歷史上對全球汞排放扮演主要角色的這一重要卻極容易被忽略的信息，從而可能對公眾產生誤導，并對中國的環境外交造成不利的國際輿論。

　　西方等發達國家是全球汞排放的主要貢獻者

　　和工業革命前相比，工業革命后人為活動汞釋放強度的不斷增加已經導致大氣汞濃度顯著升高。目前全球大氣汞的含量水平較工業革命前平均增加了約3倍左右。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才是這一變化的直接貢獻者。據估算，西方國家和地區在過去的前100多年中累積的排汞量就高達20多萬噸，而中國則幾乎為零。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隨著環境意識的覺醒普遍開始采取措施減少汞的排放。在此背景下，盡管中國已經在限制汞使用和排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煤電和有色金屬冶煉等工業活動對汞需求量的持續增長，在發達國家排放量下降的背景下，中國近幾年的人為排汞量在全球排放中的比重持續增大，每年達到600噸左右，被認為是全球第一。然而，這一數值和和西方的20多萬噸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降低環境中汞含量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

　　全球環境中的汞主要有三個來源：包括火山運動和巖石風化等因素的自然釋放、在工業生產中的人為排放以及之前沉積下來的歷史人為汞排放的再釋放。近些年來，人們對全球人為源的汞排放清單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普遍認為，全球人為源每年約向大氣排放2100噸汞。自然源汞釋放的精確估算還存在一定難度，普遍接受的一個釋放量范圍是1000-4000噸。一些模型的估算指出，大氣汞的再釋放每年可向大氣排放約2000噸的汞，約占沉降總量的50%左右。在上述三種因素中，人為排放僅占據1/3的份額。因此，即使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為活動排放，短期之內要想顯著地降低環境中汞的含量仍然不容樂觀。

　　發達國家應為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無償提供技術和資金援助

　　國際汞公約的談判和簽署，除了環保的因素，更關系到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由于汞的長距離遷移性，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實現“降低和恢復全球環境中的汞含量水平，讓人類遠離汞污染危害”這一目標注定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由于中國在汞污染減排技術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而西方發達國家在相關領域已經積累了一二十年的發展經驗，因此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爭取讓西方發達國家主動承擔起他們的歷史責任，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汞減排技術提供免費的技術和資金援助，真正達到“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談判原則。

 

中國環境汞污染狀況

不容樂觀

背景汞含量偏高

　　中國大部分區域（包括西南和東南地區）坐落在環太平洋汞礦化帶上，因此土壤環境中汞的地質背景含量本身就偏高，再加上各種礦產開發和冶煉活動，導致大量的汞被釋放到周圍地表環境中。這些釋放的汞還會通過大氣排放和遷移的方式在其他一些偏遠區域通過干濕沉降再次輸入地表。此外，揮發性的汞極容易在一些偏遠的對大氣沉降極為敏感的高海拔山地形成富集和放大，最終對當地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威脅。有數據表明中國廣義的山地共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其中，海拔高于1000米的山地和高原就超過了全國土地總面積的50%。因此，地形的截留效應可能使得中國境內排放的相當一部分汞僅在有限的區域內就完成了沉降。研究數據證實，中國一些偏遠高海拔山地森林地區的地表土壤汞含量甚至超過了全國土壤汞平均值的3-5倍。

　　汞的生產、使用及排放量大

　　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汞產量在過去十年來基本處于上升趨勢，平均年產量為700噸左右，年產量從2000年的200噸增加到2010年的1600噸左右，年均增長接近150噸。早期汞使用量70%主要靠進口，2001年后隨著進口受到限制以及目前在產的陜西旬陽汞礦資源趨于枯竭，導致原生汞產量供不應求。中國的汞大部分主要用于氯化汞觸媒（占7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與西方多采用石油為燃料不同，中國煤多油少的資源現狀決定了中國PVC行業多采用電石法生產工藝�？紤]到包括廢汞觸媒回收循環再利用等環節，中國每年汞的使用量估計超過1000噸。近期的全球人為源汞排放清單的計算結果表明，亞洲是全球人為向大氣排汞最多的地區，每年約向大氣排放了超過1000噸汞，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50%以上。盡管目前對中國的人為活動排汞清單的研究工作還很欠缺，但中國已被認為是全球大氣汞排放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學術界初步估算認為，中國人為源的大氣汞排放量在500-700噸，其中對能源的較大需求及較為落后的污染排放控制能力是造成中國汞釋放較多的主要原因。在各種排放行業中，燃煤和有色金屬冶煉是中國兩個最大的人為汞釋放源，年均釋放量約占總釋放量的80%。

　　大氣、土壤和水體等環境介質汞污染嚴重

　　長期大規模礦產開采/冶煉、部分行業對汞使用量的大量需求以及燃煤發電等行業的持續排放，導致了中國大部分地區大氣、土壤和水體環境中的汞含量普遍偏高。監測數據表明，中國城市地區的氣態總汞濃度（5.4-18.4 ng m-3）明顯高于偏遠地區（2.7-7.5 ng m-3），且二者均遠高于歐美同類型地區的大氣汞濃度。對于城鎮而言，工業污染源（火電廠、水泥廠、垃圾焚燒等）和家庭居民活動（如家用燃煤、機動車輛排放等）的汞釋放是造成大氣汞濃度偏高的重要原因；而偏遠地區的大氣汞主要受區域性汞排放的影響。

　　各個地區由于當地地質背景差異土壤汞含量會有不同的濃度范圍。就目前比較有限的數據而言，中國城鎮土壤總汞平均濃度（0.2-0.7 mg/kg）和各地農業土壤汞平均含量（0.1-0.5mg/kg）顯著高于偏遠地區背景濃度(0.02-0.2mg/kg)，但整體普遍低于中國土壤環境標準II類土壤標準限值（1mg/kg，即對農業用地的最大汞含量限制值）。土壤汞污染比較嚴重的現象主要還是發生在礦產（尤其汞礦）開采冶煉區域，這些區域土壤總汞含量不僅普遍超標，而且影響區域面積較廣。如萬山汞礦（編注：位于貴州省萬山特區萬山鎮土坪村。萬山素有中國“汞都”之稱。）區域在距離汞礦冶煉點位近20公里后，仍有相當比率的土壤總汞含量超過相關限值。最值得注意的是，礦區附近的農田由于淹水環境會促起總汞的甲基化過程，從而導致稻田土壤中的甲基汞含量普遍升高，從而對當地居民構成潛在汞暴露健康風險。此外，礦區土壤污染除了汞的問題以外，其它重金屬污染元素超標的現象同樣值得關注，這也正是中國推出《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原因。

　　相比大氣和土壤，水體汞污染狀況似乎比較樂觀。大多數淡水（河流和湖泊）汞含量均遠遠低于國家飲用水質標準限值。即使是汞礦污染區域，由于顆粒汞的沉降自凈化作用，在遠離排放源10公里后也能恢復到較低的水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同大氣、土壤情況類似，中國目前尚缺乏系統性的水體汞污染狀況調查數據，包括長江、黃河等重要流域在內的水體汞污染狀況及水生生態系統均沒有開展過系統的汞污染研究和調查。

　　相比水體而言，沉積物和底泥的汞含量狀況更應該值得關注。底泥或者沉積物中的汞容易在微生物活動促使下持續不斷地轉化為甲基汞，并通過食物鏈逐級傳遞和放大，這種動力學效應尤其在中國內陸湖泊水體普遍趨于富營養化情況下變得更為嚴重和復雜。早期因湖泊富營養化導致了水體厭氧分層進而中斷了汞的食物鏈動態循環和放大機制，這種延遲響應的機制很可能在水生生態系統治理恢復之后被重新激活，導致湖底底泥和沉積物中高含量的生物可利用態汞或者其他有機污染物沿著重新貫通的食物鏈在頂端捕食者體內發生富集和放大。這種甲基汞在水生食物鏈富集和超標的現象在北美和歐洲一些偏遠湖泊中早就被發現，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在中國，這種食物鏈富集響應機制由于富營養化的發生而延遲響應，因此有必要在富營養化治理的大趨勢下考慮到這一潛在的新的風險因素。

　　必須強調指出的一點是，由于目前大多數研究報道的數據主要是針對汞污染特別嚴重的汞礦開采冶煉或其他工業區域（尤其距離污染較近的范圍內），相對而言針對背景區域或者較大范圍的區域性報道和數據卻非常有限。因此導致很多評估報告在提及中國的汞污染狀況時，容易以偏概全，導致全國性的污染評估問題被夸大。因此本部分的討論僅是針對大部分普通區域概括而言，其目的并不是（也不可能）就全國的污染狀況做逐一的點評。類似工作比較穩妥的方式是將汞污染區域與全國性的情況劃分出來，單獨進行分析和討論，這樣才能對中國的環境污染狀況作出客觀評價。

 

居民不存在

甲基汞暴露健康風險

汞暴露途徑及風險水平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飲食文化特征，在日本、北美和歐洲等區域，魚類及其他海產品成為當地居民重要主食之一。較高的日均食魚量加上魚類普遍較高的甲基汞含量，導致了魚類及其他海產品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人體甲基汞暴露的主要途徑。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頒布了專門指導當地人群，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對魚類和海產品的食用指南。

　　與這些國家完全相反的是，中國的居民食魚量普遍較低，尤其是內陸農村區域，食魚量貢獻的甲基汞暴露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國市面上供應的魚大部分是人工養殖類（70%以上），且大多屬于草食性或雜食性魚類。這些魚具有生長速度快、食物鏈短等特點，因此水體中的汞來不及達到富集就已上了老百姓的餐桌。而且，研究結果表明，即使是采集自烏江及長江流域甚至西藏地區湖泊等水體的野生淡水魚，其汞含量也幾乎全部低于相關的汞含量限制值。健康風險評估結果表明，中國居民的甲基汞暴露水平遠遠低于美國環保署建議的0.1微克/千克/天的建議限值。有趣的是，由于稻米作為中國內陸居民日常主食且攝入量大，而魚類汞含量低攝入量小，使得食用稻米，相對食用魚類而言，成為甲基汞暴露的“主要途徑”。但是由于稻米的甲基汞暴露量遠遠低于相關限值標準，一般不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即使在汞污染極其嚴重的汞礦污染區域如萬山，也僅有小部分人群（約30%）通過食用稻米而導致甲基汞暴露量超過美國環保署相關限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飲食中伴隨著硒的攝入，而硒普遍被認為對汞的暴露毒性具有保護作用，因此受萬山汞礦區域受甲基汞暴露健康影響的人群比率可能更低。

　　因此，中國的普通居民不必要過分擔心甲基汞暴露的問題，而應該更多地關注如何通過膳食提高硒及其他營養素的攝入量。部分海魚雖然汞含量可能相對較高，但同時這些魚類含有豐富的w-3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D及碘等對人體健康、尤其對胎兒和兒童發育極其重要的營養元素，因此在目前食魚量極低情況下可適當增加對魚類的攝入率。

　　汞暴露敏感人群

　　沿海居民食魚量遠遠高出內陸區域。這部分人群應該減少鯊魚、帶魚和金槍魚等處于食物鏈頂端的肉食性魚類的攝入量，因為這類魚由于生物富集放大作用甲基汞含量一般容易超過限制標準，尤其應該避免食用鯨類，因為鯨類處于海洋食物鏈的最頂端且生長周期長，甲基汞經過各級食物鏈逐層放大后遠遠高于一般的食肉性魚類。更重要的是，與其他海洋魚類相比，鯨肉的硒含量普遍較低并同時富集多氯聯苯（PCBs）和其他的毒性物質，增加聯合暴露的風險。

　　除了沿海漁民及居民外，其他可能暴露的人群還包括在汞礦周邊地區主要以當地農作物為生的部分居民，以及從事汞礦開采、冶煉和電石法PVC生產等行業的工人。與歐洲、北美、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普通居民對汞污染的危害和風險的認識和防范意識明顯不足，迫切需要政府部門的指導性建議和媒體對更多的常識性知識進行宣傳普及。

 

措施與建議

　　整體而言，中國的汞污染防治形勢不容樂觀，目前存在基礎研究薄弱、基本底數不清、缺乏經濟可行的替代和減排技術、末端處理不當及管理對策不完善等諸多問題。但整體而言，中國的環境污染狀況，尤其居民的甲基汞暴露健康風險等方面并沒有想象中嚴重。在《水俁汞公約》即將簽署的背景下，只要我們能化挑戰為機遇，以“史”為鑒，未雨綢繆，完全能夠順利實現“讓我們的國民及其子孫后代生活在一個遠離汞污染危害的世界”的目標。

　　汞污染的防治工作包括汞的減排、污染場地修復及其他工作，涉及到技術、經濟、管理等一系列要素和環境、經濟、企業等不同部門，是一項系統工程，其目標是盡量避免汞污染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直接和間接影響。國際經驗表明，汞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的不斷推進離不開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的完善、執法力度的加強、減排技術的研發、融資渠道多元化和健全、國際和區域協作的加強、監測信息系統的完善、科研力度的支撐以及公眾知識信息的普及等等一系列措施。對此本文不過多贅述，僅就部分具體的問題提一些看法和建議。

　　整合資源,統籌規劃

　　汞污染的防治工作包括減少汞的生產、使用和排放、污染場地修復及其他諸多環節，涉及技術、經濟、管理等一系列要素和環境、經濟、企業等不同部門，是一項系統工程，其目標是盡量避免汞污染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直接和間接影響。中國目前的行政管理體系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各部門職能范圍交叉重疊，彼此之間缺乏良好的溝通和協調。就汞或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而言，涉及到的部門就有發展改革委、財政、環保、國土、安全、衛生、科技等多個部門。出于各種因素，各個系統中只要沾點邊的部門在國家匹配專項資金時均會積極爭取，但到了出現事故該承擔責任時卻又互相推諉，而且在工作開展過程中各行其道，缺乏統一的協調性，造成國家資金和人力的重復投入和浪費。針對這種特殊國情和體制，最好的辦法就是由國務院成立專門的協調聯絡小組或辦公室，對各部門之間的資源進行整合，統一規劃部署，使各部門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推進中國包括汞在內的重金屬污染各項防治工作的開展。除了行業資源的整合，還要注重汞污染與其他污染物的協調防治，如燃煤電廠的脫汞與脫硫、脫硝可以同步實現協調減排。其次，中國的汞污染防治工作還要充分借鑒國外的技術和智力資源，爭取讓發達國家向我們免費提供相應的技術和資金支持。

　　預防優先，防治結合

　　中國的汞污染問題有其特殊的國情背景和特定的歷史因素，然而，如果不采取相關措施，對環境和國民健康影響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將是無法估量的。有研究者估算，美國由于甲基汞暴露導致45萬兒童出現輕微的IQ損失（0.1個點），每年僅由此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就超過了80億美元。而1991年有關日本水俁灣周邊地區“水俁病”損失金額和防治污染對策費用的對比研究表明，每年因“水俁病”公害支付的金額超過130多億日元，而防治污染對策費用僅需要損失金額的1%不到。通過這些例子不難看出，在前期發展過程中，只要投入1%的經費用于環境污染的預防，就可以避免未來因“先污染后治理”發展模式所可能導致的100倍的經濟損失。目前，美國、加拿大、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均發布了國家層面的針對汞污染減排防治或風險管理的國家行動計劃，相信中國近期內在完成全國性的汞污染狀況普查基礎上也將開展類似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在預防和治理兩項任務推進過程中，不能顧此失彼，尤其應該優先保障預防性的資金的投入和使用。

　　重點整治，因地制宜

　　中國的汞污染問題涉及采礦、發電、鋼鐵、有色、水泥、化工等眾多行業，其中燃煤和有色金屬冶煉是使用和排放的兩大重點行業。一些行業如PVC/VCM生產行業的無汞觸媒技術研發和應用尚不成熟。對于燃煤行業汞排放，中國“缺油、貧氣、富煤”的能源結構決定了中國徹底實現能源結構的調整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在現階段只能采取分步驟、有計劃地逐步推進的減排方針，最終達到以燃煤電力行業和有色金屬冶煉行業為重點控制領域，全面推進石化、鋼鐵、水泥等行業汞污染排放的大力削減。此外，中國的環境汞污染具有自身的規律和特征，不能簡單照搬國際經驗。而應該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因地制宜，綜合平衡好投入與效益之間的矛盾。

　　目前，汞礦是重點需要開展汞污染場地修復的區域。中國急需針對汞及其他重金屬污染問題，編制全國性的污染場地名錄和制定目標值。雖然具體的土壤污染面積不得而知，但涉及數量應該不容樂觀。單就汞礦區域而言，作為產汞大省的貴州就有12座。而其中萬山汞礦區受影響的污染范圍如果以土壤標準最大限制值1.5mg/kg作為標準，估計至少也有數百平方公里范圍。

　　就汞礦區域的治理而言，按照“源頭控制”的原則和思想，重點應該對早期直接暴露于空氣的尾礦廢渣堆進行處置。根據最新的調研情況，目前萬山汞礦區的絕大部分尾礦廢渣堆均采取了相關工程措施進行了覆蓋，但是具體施工和監管部門應該重視“覆蓋膜技術”的應用，涉及場地坡度陡峭而影響覆蓋膜的固定等施工難度因素完全可以通過頂端反扣后固定或其他工程措施予以改進和彌補。汞礦廢渣堆向當地環境汞的釋放除了地下滲流和地表徑流等途徑外，還能通過地表直接向大氣進行排放，而當地農作物（如蔬菜）中的汞含量除了部分來自根部吸收以外，更多的汞是通過葉面直接從空氣中吸收的。因此，通過“覆蓋膜技術”降低尾礦廢渣堆的大氣汞釋放相當重要。

　　對于尾礦廢渣堆中的汞通過水體向下游遷移和排放的問題，可以通過在接近排放源附近攔筑河壩等簡易的工程措施來解決。研究結果表明，汞礦區域河流水體中的總汞主要以顆粒態形式為主進行遷移，因此通過攔筑河壩后水體沉降自凈化效應增強，能顯著降低尾礦廢渣堆向下游排放的汞含量。

　　而礦區居民的甲基汞暴露風險水平則可以通過改變農業耕種方式等經濟可行的辦法來達到。中挪合作的“減少中國汞污染能力建設”項目的研究結果表明，汞礦區水稻屬于甲基汞富集植物，汞礦部分區域的水稻果實中的甲基汞含量甚至超過了總汞的限值標準。然而，玉米果實不屬于甲基汞的富集植物。因此，通過改變傳統的水稻種植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當地居民的甲基汞暴露風險。

　　至于汞礦區汞污染土壤的修復，由于涉及面積廣和修復后利用價值較低，因此選擇治理技術方案時必須優先考慮成本效益。此外，還要考慮污染轉移問題，如焚燒方法就需要考慮到包括汞及其他有毒物質的污染轉移問題（如二噁英的排放）等。對于汞礦區域的土壤汞污染修復的最佳可行技術最可能的備選方案可能還是植物修復技術、植物固定技術（或與其他技術的聯用）相對比較適宜，雖然這種方法修復效率較低和周期較長但成本相對低廉適合大面積推廣應用。■

　　[作者馮新斌系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環境地球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作者張華系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博士生。本文獲得“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項目）（2013CB430000）”資助。